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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刑法发展方向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2019-04-20 04:51 来源:爱丽婚嫁网

  陈兴良:刑法发展方向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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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良:刑法发展方向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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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刑法发展方向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在少年班创办30年时曾表示,西安交大从创办少年班那天开始,实际上就在尝试着回答钱学森的“世纪之问”。

“人力成本已经取代融资成本成为企业最大的压力来源。”不久前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发布《2015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指出,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五险一金”的支出负担过重且税负过高。而201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出了降低社会保险费以减轻企业负担的思路。

有专家认为,一些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这会降低其参保积极性,进而有可能导致扩面或者续保缴费的困难,相比其他险种,养老保险应该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对此,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此前曾表示,人社部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多种措施,适时、适当地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承压 社保缴费成企业支出大头

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2015年已经相继下调了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费率,但现行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合计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8%(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失业保险费率2%(单位、个人比例各省自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75%左右,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5%。

有专家认为,普遍来说,企业用工成本和员工到手工资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考虑到五险一金的因素,如果企业预计用工成本为一万元,员工到手工资实际是五、六千元;如果员工想要实际到手一万元工资的话,那企业就要付出近一万五千元的成本。

面对如此高的社保缴费比率,不少企业家直呼“不敢为员工涨工资”。浙江省某中型民营企业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五项社会基本保险费用目前占到了企业用工成本的25%左右。“这样的水平建立在当地政府考虑到企业压力、按全额基数60%缴费的基础上。如果按照全额基数缴费,这个比例可能达到约35%。”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最大的压力就在五险一金,用工成本逐年提升。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传统企业为了生存普遍存在恶性竞争,产品低价竞争但同时各种费用又不断上升,压力很大。”

一方面是企业“叫苦”,另一方面有职工感觉不到缴费的直观好处,从而影响缴费积极性。以上海为例,根据上海市人社局最新的《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企业的社保缴纳基数为3271至16353元,企业缴费比例合计为35%,个人的缴费比例合计为10.5%。据此,按照最低缴纳基数计算,企业需为职工缴纳1144.85元(3271×35%=1144.85),职工个人应承担343.455元(3271×10.5%=343.455);如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按照7%的比例计算,则企业和个人需额外各缴付228.97元(3271×7%=228.97)。以此计算,最低限度下,职工到手工资仅剩2699元,企业所需负担的“五险一金”便达到1374元。一年按12个月计算,该成本达16488元。

施策 养老保险或成降费“主战场”

对于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这也是这一方案首次在中央工作层面正式提出。有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应该成为今年费率下调的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珍认为,除了养老保险,其他险种已经降无可降,而养老保险降低费率必须与其他改革同步:“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转制不应该由当下在职的一代人来负担,而应该由政府来负担。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这部分责任。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养老保险费率如此高,保障水平如此低,还会收支不平衡。”

同时,李珍认为,降费率与扩费基应同步进行,扩大费基包括提高最低缴费工资基数、延长缴费年限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据李珍测算,养老保险若实现“统账分离”,可以降低8%的费率。另外,如果使在职人员按社会平均工资的100%缴费,只要承担15%的费率就可以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5%,且制度是长期可持续的。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则提出,国家应拿出15万亿国有资本用于降低社保缴费率,“按照现有社保基金收益率8%以上,15万亿的8%就是1.2万亿,现在社保每年支出2.1万亿,大体上可降低57%的社保缴费率。”

实现降低社保缴费率,不仅国家需要加大资源投入,还应改革社保体制,从分省统筹上升到全国统筹。这样可以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的整体规划,消除地区之间因为负担比的差异而导致缴费压力轻重不一,也可以通过地区之间调节资金余缺,起到化解地区负担比差异,实现互助共济的功能。

许善达认为,当前实行分省统筹的问题是,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结余与收不抵支的差异,从而导致央企收益无法向各地分配。全国统筹后,中央承担了社保的职责,意味着此前85%的地方支出将由中央负担,正好能够改善“营改增”加剧的地方收支失衡。“所以应该将减税政策同降低社会保险费等几个关联事务配套设计。”

配套 公积金缴存比例可进一步下调

此外,“五险一金”中保障居住功能性资金即公积金的缴纳比例调整,也可有效降低用工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丽娜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将单位和职工公积金缴存最低比例从5%降低至4%,甚至降至3%,可有效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

事实上,同有公积金缴纳制度的新加坡,也惯用调整公积金缴费控制人力成本。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新加坡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经济持续负增长,政府于1999年将雇主缴纳公积金费率从上年的20%下调至10%,对刺激经济起到积极作用,1999年新加坡经济GDP增长率回升到7.2%。

汪丽娜指出,公积金创立初衷是为解决城镇职工住房问题设立的长期储蓄资金,并享有减税优惠。但在经济转型和新型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民营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涌现使得强制性住房储蓄越来越难以推广普及。目前全国有约1.1亿人参加了公积金缴存,按官方统计,占城镇在岗职工80%左右,但按城镇3亿多就业人口计算仅占30%左右。

“因此降低缴纳比例,扩大参缴覆盖率,可体现公积金的‘普惠性’。”汪丽娜表示,目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覆盖面在90%以上,而民营企业的参缴率不足20%。覆盖面窄、“普惠性”差使得公积金很难担当住房保障的重任,且会在制度内与制度外的人之间形成新的收入分配不公。过度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也会成为启动消费扩大内需的障碍。

责编: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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